在AI大规模替代劳动的初期，以工资为核心的旧收入格局加速松动，新的分配机制还远未成型，社会应当如何度过这段转型期？
历次技术革命的经验表明，转型期往往是矛盾最为集中、最容易积累社会张力的阶段：旧岗位的消失是即时的，新岗位与新分配机制的建立却是滞后的；宏观层面“蛋糕会做大”的乐观叙事，与个体层面“这份工作还能干多久”的具体焦虑之间，存在着真实的时间差。
本文选择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观察窗口，一是韩国AI转型政策实践，二是2026年年中两起典型资本市场风险事件，以剖析AI替代初期的分配阵痛与治理启示。
“转型期”是分配问题的关键窗口
转型期的制度真空、风险错配与社会分化，使其成为分配治理的关键窗口期。
第一，新旧体系之间存在制度真空期。以工资为核心的传统分配机制被AI快速侵蚀，但当前受关注较多的全民基本收入（UBI）、全民基本服务（UBS）、主权财富基金（SWF）、数据红利、暴利条款等机制，大多仍停留在学术讨论、政策提议或小范围试点阶段，距离大规模制度化落地尚有相当距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部分人会实实在在地经历“旧饭碗已经变小、新保障尚未到位”的真空状态。
第二，转型期的冲击具有高度的不均匀性和局部集中性。多项研究表明，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从业者、职场新人、青年群体，受到的岗位替代与收入冲击更为集中。转型期尚未建立成熟的普惠托底机制与精准过渡政策，这类脆弱群体的收入波动、职业失序、发展失位问题将持续凸显，进一步放大社会分化。
第三，转型期存在“预期先于现实”的结构性风险。资本市场对AI红利的定价往往会大幅提前于实体经济中红利的真正兑现，由此推高相关资产价格，形成一种“红利已经存在，只是尚未分配”的市场认知。这种认知与社会层面对分配的焦虑叠加，容易催生出各类自发的、非制度化的“抢先分享”行为，从而放大转型期风险。
因此，转型期急需一套轻量化、可迭代的过渡治理工具，韩国近两年的系列政策提供了现实样本。
韩国案例：AI冲击下的政策应对
韩国是全球制造业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工业机器人密度长期位居世界第一，AI与自动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表现得更早、更显著。且韩国是继欧盟之后，全球第二个建立起较为系统的AI法律监管框架的国家，制度探索走在前列。同时，韩国是少数明确将“应对AI冲击”和“缓解两极分化”两个议题绑定、作为同一项复合型社会政策统筹处理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近两年，为应对AI冲击，韩国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一是发布了AI基本法，确立了扶持与监管双轨的制度基座。2026年1月，韩国《关于AI发展和构建信赖基础的基本法》正式实施，为AI发展确立了“一手扶持、一手监管”的基础性法律框架。该法虽未直接设计财富分配机制，但通过规范AI技术应用边界、约束头部企业技术垄断、保障公众基本权益，有效缓解了AI无序扩张带来的结构性失衡，为后续政策落地提供了核心制度支撑。
二是发布产业转型就业稳定基本计划，政策重心指向AI与数字化转型及绿色转型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构建了“提前监测、主动干预、加大保障”的转型治理模式，试图将产业转型从被动承受的失业风险，转化为可以被提前监测、主动管理的过程。
该计划的几项设计颇具“转型期务实工具”的特征：
1.建立量化预警机制。建立“韩国式AI风险暴露指数”（K-AIOE），按职业与岗位对AI替代可能性进行量化打分，并配套构建实时预警系统，以在特定职业、特定年龄段就业出现急剧滑坡时及时预警，触发政府的针对性应对。
2.开展规模化普惠技能培训。2026年至2030年，为超过100万人提供AI职业培训，重点倾斜青年群体，强化实操型AI人才培养；同时优化资源布局，在非首都圈增设培训扩散中心，通过费用补贴、专项津贴的区域倾斜政策，缓解资源失衡。
3.探索收入损失补偿机制。中长期研究引入“对转型期降薪/收入中断的补充机制”，用以补偿因产业转型被迫转岗、转业或迁移的劳动者在过渡期内出现的收入空白或工资下降的部分。
4.推行区域专项托底政策。对于燃煤电厂关停等转型冲击突出的区域，可指定为“公正转型特别地区”，给予就业稳定、新产业培育、行政与财政一揽子支持。
5.完善产业链共生分配机制。在企业间协作层面，扩大“成果共享制”的适用范围，并推动大企业出资设立的“共生合作基金”更多地用于保障配套中小企业员工的雇佣维持与转岗培训。这项设计可推动产业链上游依托AI转型获得的收益，部分反哺下游中小企业劳动者。
三是围绕AI红利向全民分配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2026年5月，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提出，有必要考虑建立“国民分红金”制度，将AI基础设施时代产生的超额利润回馈社会。这一表态随即引发热议，舆论普遍将其与总统李在明长期倡导的“基本收入”理念相联系。面对持续发酵的讨论，韩国总统府随后作出回应，强调相关设想仅为金容范的个人意见，并非政府官方方案。
2026年6月，李在明在《经济学人》专访中提出，面对AI繁荣催生的超额利润，应当探索包含“基本收入”在内的新型分配机制；他同时强调，相关分配议题难以依靠单一国家解决，需要开展国际层面的共同讨论。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力推的“国民成长基金”（官方定位为面向AI、半导体等战略产业开展公共投资的政策基金），被部分评论者视作承载“国民分红型AI主权财富基金”构想的潜在现实载体：依托公共资本投资AI基础设施与产业转型项目，再将基金投资收益以AI分红形式向全民发放。相关讨论还包含多种筹资思路，包括对AI企业超额利润征收暴利税、依据机器人替代劳动力规模征收“自动化负担金”、针对数据、频谱等公共数字资产的使用收取费用等，以此充实基金资金来源。
放眼全球，AI转型期的分配治理尚无成熟范式。韩国近两年的政策实践相对系统地展示了一整套过渡性工具可以如何被组合、试验与调整，呈现出若干值得关注的特征：其一，制度化速度较快，显示出政府将AI就业冲击作为紧迫议程加以推进的意愿；其二，工具组合具有明显的“转型期”取向——K-AIOE与预警仪表盘着眼于监测先行，职业培训与“对转型期降薪/收入中断的补充机制”着眼于个体过渡，公正转型特区着眼于区域集中性损失，成果共享制与共生合作基金着眼于产业链内部反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过渡性工具组合。不过，目前机器人税、AI超额利润税、全民分红金等方案仍停留在政策构想与讨论阶段，尚未正式落地。
市场风险警示：转型期红利遭遇预期错配
韩国政府的探索，代表了公共治理层面主动化解转型阵痛的正向尝试；而2026年年中两起市场事件，则暴露了制度缺位下资本与公众各自“抢先兑现”AI红利可能带来的风险。
一是“AI股神”爆仓事件表明，顶尖预判者也难逃转型期时间差风险。曾任职于OpenAI的德裔投资人利奥波德·阿申布伦纳，因预言通用人工智能或将在2027年前后到来而声名鹊起。2024年9月，他创立对冲基金Situational Awareness LP，依靠AI赛道交易一度获得极高收益，被称为“AI股神”。然而，该基金的高收益高度依赖高杠杆与极致集中的持仓结构，对冲模式存在结构性缺陷。2026年7月，AI硬件板块集体抛售、传统软件股反弹，基金多空两端同时亏损。在流动性枯竭与保证金压力加剧下，基金最终将上市股票持仓以较大折价整体出售给城堡投资（Citadel）。
二是韩国半导体杠杆股灾，让普通民众付出了红利博弈的惨烈代价。2026年上半年，韩国经济呈现出鲜明的K型分化：一方面，受半导体出口与设备投资拉动，一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长1.8%，6月半导体出口增速一度接近200%；另一方面，私人消费、服务业与建筑投资持续偏弱，AI经济与非AI经济之间的分化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下，相当一部分韩国民众，尤其是年轻群体，将股市视为跨越阶层、分享时代红利的重要甚至唯一途径，形成全民炒股热潮。
为满足市场对高杠杆、高回报产品的投资需求，韩国监管机构批准挂钩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的2倍单一股票杠杆ETF上市。产品上市后数周内，合计规模冲高至14万亿韩元，散户持有份额高达九成以上。甚至不少散户在杠杆ETF基础上叠加券商融资，部分投资者形成3~4倍的嵌套杠杆。
随着全球AI资本开支预期降温、芯片供给格局重新评估，叠加韩国央行近三年多来首次加息，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股价在6月末创下历史高点后急转直下。杠杆ETF“每日再平衡”机制在下跌市中放大了抛压——正股下跌促使杠杆ETF被动减仓，持续卖压继续压低标的股价，进而引发融资账户强制平仓，形成自我强化的下跌螺旋。据多方报道估算，此轮市场调整过程中约32万~36万个账户遭到券商全额强制平仓、本金归零，部分投资者甚至出现倒欠券商债务的情形。市场剧烈波动、大量散户承受重大亏损，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向内阁提交《经济危机家庭自杀预防对策》，从侧面反映了本轮杠杆踩踏事件带来显著的社会心理冲击。
将两起事件并置观察，可以提炼出具有共性意义的几点警示：
其一，分配制度真空必然催生市场化自发博弈。当公共层面的制度化红利分配渠道缺失，AI、半导体等新产业超额利润无法全民普惠，市场主体会本能地通过金融工具抢先兑现红利，最终只会带来无序的财富洗牌。
其二，转型阵痛加剧存量贫富分化。AI与半导体产业的红利高度集中于存量资产持有者，依靠劳动收入的基层群体无法分享技术增值，阶层差距持续扩大。民众的高杠杆投机本质是阶层突围的被动尝试，而市场踩踏最终导致弱势群体财富清零，进一步固化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K型分化格局。且AI转型放大了代际不平等的结构性矛盾。青年群体面对现实困境被迫通过高风险杠杆博弈时代红利，最终成为转型风险的承接者，形成固化的代际弱势格局。此次股灾正是红利向上集聚、风险向下传导趋势的集中显现。
其三，金融监管节奏滞后于市场创新速度。韩国从5月批准挂钩两只权重股的杠杆ETF上市，到7月中旬危机爆发，间隔仅约一个半月；危机发生后监管机构才紧急暂停新产品审批、提高准入门槛。民众为分享红利而自发采取的高风险行为，很可能成为转型期社会代价最为集中的爆发点。
中观启示：转型期分配的务实原则
综合韩国的政策实践与两起市场警示，可为AI替代初期的分配探索，归纳几条较为务实的原则。
第一，监测预警先行，实现治理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干预。在具体的分配机制尚未成熟之前，至少可以先建立起对就业冲击的实时监测与预警能力，捕捉岗位替代、收入波动、区域失衡等结构性风险，为财政兜底、技能培训、产业调控提供精准依据。
第二，过渡性工具应当追求“快、可迭代、可组合”。职业培训、区域性专项支持、企业间成果共享机制，这些工具单独看都算不上是根本解决之道，但它们的优点在于：落地快、成本低、可迭代、针对性强，能够快速填补制度真空，守住转型期社会公平底线。
第三，金融监管前置，对冲分配焦虑催生的市场风险。当公众对能否分享到AI红利感到普遍焦虑，却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时，高杠杆金融产品便容易成为一种情绪出口和替代性解决方案。监管应当前置至产品准入环节，不能单纯依赖事后救助。
第四，拓展治理维度，兼顾量化经济指标与非量化社会成本。转型阵痛的代价不仅体现为收入下滑、失业增加等量化指标，更包含青年发展焦虑、阶层固化失落、心理健康受损等隐性社会成本。过渡期治理需打破单一经济考核思维，将代际公平、社会心态、民生福祉等维度纳入治理体系，全方位化解转型期的社会矛盾。
同时，结合韩国实践情况，我们也提出两点延伸思考：
第一，有必要区分“AI导致的新问题”与“AI放大的老问题”。AI对就业与分配的冲击，很大程度上并非凭空制造了全新的断裂，而是把此前存在的结构性分化加速放大了。因此，过渡期治理不能仅聚焦AI本身的税收、监管等表层问题，更应关注并修补其加速放大的那些本就存在的、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治理节奏本身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变量。AI转型窗口期有限，必须坚持前瞻治理、主动治理，最大限度压缩制度真空期，降低社会转型阵痛。
（作者系盘古智库新大航海时代公益课题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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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鹏
李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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